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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朱熹所说“四端也有不中节”的问题，学界如李明辉、谢晓东、陈乔见、洪明超等都曾就其性质和原理等问题作过讨论并引发了一些争议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这四种人类最根本的道德情感（四端）是否真会“不中节”、四端的“不中节”能不能否定性善论、四端究竟在何种情境下才“不中节”等问题，学界存在不同意见。对已有种种说法，我们觉得都有再讨论的必要。

朱熹曾说：“四端是理之发，七情是气之发。”又道：“四端皆是自人心发出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三）朱熹既说四端发于理，又说四端自人心发出。可见，四端是发于心之理，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之七情（简称为喜、怒、哀、乐四者）则自然是发于心之气。心同人的形体一样，都是由“理与气合”而成，所以从其构成来看，本就有理、气两层。

七情为自然情感，其发自心之气，而气有清浊、通塞、明暗、偏正、长短、厚薄等质量和形态的不同，若是发自清、通、明、正之气，气中之理便能掌控七情，使其为善；若是发自浊、塞、暗、偏之气，气中之理则无法完全引领七情，遂令七情表现为“不中节”，而“发而中节，亦是善。不中节，便是恶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。

七情有善恶之分，但朱熹有时也讲“四端亦有不中节”，如“恻隐羞恶，也有中节、不中节。若不当恻隐而恻隐，不当羞恶而羞恶，便是不中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三）。可见，四端、七情都有“不当然而然”“违其则，失其节”的问题。但问题在于，四端发于心之理，其“不中节”由何而来？

关于朱熹所论四端之“不中节”的成因，学界通常认为，四端之情源于心之理（即性），源头自然是善的，其不善只是因为由性发出再经由心而显于外的过程中，受到了心之不良气禀的熏染妨碍，导致不能受到性理的完整控制，从而“不中节”。此说自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则结合五行之气与五常之德的配应，以及朱熹所说“人性虽同，禀气不能无偏重”“因气偏，这性便偏了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四）等观点来做一点较为详细的补充论证。

在宋明理学家那里，如同思孟学派一样，五行与五常是一一对应的，如认为人所禀之木气主仁、金气属义，等等。在此基础上，朱熹说：“禀得木气多，则少刚强；禀得金气多，则少慈祥。推之皆然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九）又道：“大凡物事禀得一边重，便占了其他底。如慈爱底人少断制，断制之人多残忍。盖仁多，便遮了义；义多，便遮了那仁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四）可见，所谓仁多、义多及其道德情感、行为表现的相应失衡，是从人天生气禀的偏差来说的。

当然，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即在朱熹看来，构成人（心）体的气禀总量是基本恒定的，人（心）体内阴阳五行诸气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气多了，必然会导致其他某一种或几种气过少，这便产生了人的性情表现之别。所以，“恻隐—慈爱”及“羞恶—断制”等情感及其行为表现固然是直接或间接发于心之理，但是理中的五常之德各自对应的气禀有时无法在人（心）体中达成平衡而形成中正平和的状态，五常之德发用为四端之情（五常中的信德在朱熹所论人性中无定位，所以五常通常只说成仁义礼智，也就只能对应四端）时便不能做到“当然而然”、合乎“当然之则”，也就“不中节”而为恶了。换句话说，四端有“不中节”，其原因固然在于心之气对性理的遮蔽妨碍，但究竟是如何遮蔽与妨碍，除了气之清浊、明暗、通塞等较容易理解的质量与形态问题之外，五常之性对应的五行气禀的不平衡所造成的“气偏则理偏”问题，也值得我们注意。

另有学者指出，恻隐、羞恶等四端的“不中节”，并不是指四端本身“不中节”，而是指四端之发的过程或结果“不中节”（洪明超：《再论朱子“四端之发有不中节”——捍卫朱子性善论之基础》）。但在我们看来，四端本就是指已发而言，无须刻意将四端与四端之发割裂开。实际上，四端之发有“不中节”也就是四端有“不中节”。同时，四端有“不中节”并不是说仁义礼智有“不中节”。四端是情，仁义礼智是性，“性即理也”（《孟子集注》卷五），性自然是纯粹至善的，其即使如前所说“因气偏则理偏”，亦只是用出来之后表现为偏，即如冯友兰所说：“每一物中皆有太极之全，……物所受之理本无不全，但因其（气）禀较偏且塞，故理不能全显而似乎偏也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册）而四端之情由性理发出，在发的过程或结果中受心之气禀的影响或有“不中节”。所以，朱熹曾专门指出“性才发，便是情。情有善恶，性则全善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五）。四端如七情一样，有“不中节”再正常不过，其并不能否定性善论。因为性为理，情实质为气。从理气关系来说，理、气本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二物，虽然在不离不杂的关系中，理能够主导气的生成与运行，气也能对其中之理的发用产生影响，但气作为形而下的具象事物，其质量与形态如何，并不能真正影响作为形而上之抽象事物的理的根本性质。换言之，我们不能因为气之偏浊就说其中的理本身亦偏浊。因此，相应地，若要从情之恶怀疑性亦有恶，并由此怀疑或否定朱熹的性善论论证，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
但是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，朱熹“四端之发有不中节”或“四端有不中节”等说法的终极指向，既不是仁义礼智四德，也不是四端之情本身，而是发出四端之情的、作为道德主体的人。更具体地说，人之四端“中节”与否的根本并不在于具体情境如何，而在于发出四端之情的人的德性状况，实则为人之气禀的问题。倘或人的气禀“赋质纯粹”且完满，其四端之情在任何情境下都不会“不中节”。反之，则终究会有恶。所以，“四端也有不中节”，其解决之道仍在于“变化气质”的修养工夫。事实上，朱熹所有的论说，几乎皆是为工夫论作铺垫。王阳明纂辑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所看到的正是这一点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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